讲这个故事前说些题外话，如果你还没听说河南尉氏县的案子，可以去看一看，虽然目前微博和媒体上只剩下官方通告。

缅甸难民，是在云南做的三个选题里的第二个。

我的编辑在出发前几日匆匆提出这个选题，于是我开始找资料、找人。三月初，缅甸老街的战役打响，外交部说，两万难民涌入南伞。微博上一个长居南伞的人告诉我，战乱仍在持续，不时有炮弹入中国国境，但未见政府表态。

而我们要去的是另一个地方，去年11月份另一场战役发生的边境，离南伞六个多小时车程。联系上的人只和我微信沟通，说政府敏感，电话并不安全。

在深山一个小小的天主教堂里，我们见到了跋山涉水而来的难民。一男一女一孩子，是一家人，男人姓赵。还有一个老婆婆，也是同村。他们皮肤黝黑，眼神和善里带些害羞。孩子学龄年纪，短发，一直依偎着母亲，很难分辨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。有时候我注意到视线，抬起头，发现她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不说话的时候，每个人脸上都很少有笑容。

在附近的村子里他们已经住了四五个月。期间，1月份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试图回到缅甸的家——他们几乎成功了，但当地政府拒绝接收他们。据说，是来自缅甸政府的命令，认为他们支持克钦的叛军，“谁要接收，谁就要负责”。他们的家，被缅军清洗过后，家徒四壁。

他们只好回来，留下身后的水稻田任其荒芜。

往返中缅边境的路，按照学者的说法是“松垮”的：由于边境两边的居民时有交流，边防仅限于巡逻，并不严格限制进出。这也是一种“人性化”的做法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路总是安全。

为了互相对抗，克钦的叛军和缅甸政府军都会在边境的小路上埋下地雷布防。战时告一段落后，叛军会重新把地雷挖出来。但仍会有一些地雷被遗忘，成为潜在的危险。

当地人还给我们看战乱时从中国远眺对面的视频。飞机的来去，炮弹的声响之外，还有地面上滚滚升起的浓烟。“这是缅军在烧房子，”我的联系人说。

为了摧毁叛军的据点，缅甸政府军会劫掠、焚毁所经之处的村庄和田地。对于往返边境的难民，更危险的则是遇上缅军——女的可能遭到强奸，而男的也可能被当做叛军的同党而遭处决。

赵在缅甸居住的村子，一村的人都姓赵。他们和这里的景颇族本是同源，先辈生活在同一座山上，和当地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德昂族比邻而居。赵说，姓赵的族人原本是当地有名望的大家族。在他的爷爷才只有四五岁的时候，由于德昂族人嫉妒他们的声望与财富，使用了某种妖术诅咒，杀死了族中的长老。这之后，他们举族搬迁，去了缅甸。

战火起的时候，村人四散奔逃。原村20多户，和赵他们一起来到这个小村庄的，只有寥寥几人。赵有个哥哥，在这边娶了个同族的媳妇。虽然哥哥二十多年前早死，他们一家如今还得以住在亲戚家。

婆婆则住在一间空屋子里，帮外出打工的当地人守家。我的联系人告诉我，住在当地的难民，有的寄居亲戚家，有的住打扫干净的牛棚，或是人家的空房子。

当地的村民们还算友善。日子久了，也会说闲话。“他们这算怎么回事，自己没有家吗？”有些人这么说。

即使住在亲戚家，像赵这样，也不能白吃白住。但失去了田地，他们之能靠给村里打点零工讨生计。孩子到了学龄，却上不了学，一个是没户籍，不好操作，主要的原因却是没有钱。“一年的学费要两三千，”他们说，“付不起。”

即使在缅甸，上学也很困难。最近的学校要走二三十里地。

面对他们，问对未来的期许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残忍。但还是问了。“如果战争停止，希望能回去。”他们这么说。如果局势仍是动荡，“那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也没有办法”，是这次出行从采访对象口中听到最多的话。他们依靠一点点微薄的资本讨生活，原本就艰难而不自知。当在不可抗力的击打下连这样的生活都维系不了，他们虽意识到自己的困境，却无法可想，只是木讷地重复这句话，“也没有办法”。

比起来，国境线这边的生活似乎要好一些。景颇族分散而居，和山下做玉石和毒品生意的汉人比起来，不算富裕，但也有自己的家产。我的联系人，为了帮助难民，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猪。

小小的教堂里，堆放着好几种语言的圣经，有景颇语。几个难民也都信教。“人做不到的，要靠神，”我想到前几天保山福音戒毒所里一个学员说过的话。在这里又有另一层含义。

缅北动乱的历史渊源，牵扯甚广，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“输出革命”。有些朋友比我懂，在此就不赘述了。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彭家声和罗星汉这两个叛军头领的故事，挺有意思的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云南卫视一档叫做《新视野》的栏目，采访了罗星汉本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