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我的职业不是小说家，村上春树是。

我有个朋友，到哪都带着一本《海边的卡夫卡》，反复阅读。他说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体悟。我只读过一遍，而且只记得冰箱里的猫头这么一个让人睡不着觉的意象，大概也不会再回去读。我因此一直不懂村上春树。

读了作家的自传式杂文集，好像开始明白一点了。那个小说里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作者，变成了坐在木桌前缓慢、小心又认真地讲话的老头，絮絮叨叨掏心掏肺地讲自己的创作心得，谦虚谨慎里带一点不自知的傲骨，很是可爱。

跟我的朋友一样，村上身上有种爱钻研的少年气，中二的意气风发里混杂日式的勤勤恳恳。他开酒馆的时候历经艰辛，说自己“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抗”，我想象这样一个梗着脖子的作家，似乎看到冬天里的自己，不觉亲切很多。

“硬抗”的时候人人都有，只是像村上这样“抗”了一辈子的，殊为难得。

村上一直坚持写作和跑步，年复一年。他说他把跑步当成“一生中不得不做的事”，好像把这件事放到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维度里，就突然变得有意义，而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。靠这样的自我催眠，他竟然坚持了几十年。

另一个这样的人是编剧陈文贵，他是一个香港写戏十年，又辗转台湾，最后回到大陆的厦门人。

在一个访问里，他回想初去香港的日子，叙述的方式特别打动我。他说，“那个时候大陆去香港的人不多，我从下乡知青回到厦门做工人，是人生第一个离奇，再从厦门来到香港，父亲为此倾尽家财，一家人像浮萍一样落在香江，尽管已经30岁，但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仍然充满渴望。”

这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人。而他说故事的能力，来自于在香港的茶餐厅里和制片公司老板pitch story的锻炼。十分钟决定一个想法的生和死，他需要通过不断的察言观色调整故事走向，因此学会怎样讲抓人的故事。过了60岁，他还在写剧本，作息规律，笔耕不辍。

他讲的其中一个故事是《老房有喜》。外壳是偶像剧，背景其实是两岸开放探亲后的寻亲潮。上海这座摩登城市里，苏有朋饰演的台湾小少爷爱上赵薇饰演的外地女孩，最后两人身份之谜解开，虽然没有情人变兄妹，但也足够狗血。

那时候的剧，即使狗血也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但看到不少上海20世纪末的风情。比如刚到上海的台湾人感叹，“上海人真厉害，当街就打kiss”；当时说到“台商”，都是一副仰望的样子。又比如对外地人的歧视，“你算什么上海人，你只是有上海户口，上海人还是把你当乡下人”；对金钱的向往，“提钱多庸俗，没钱没幸福”。有些东西今天变了，而有些东西跟20年前没差别。

写得了世俗风情画的编剧，也写得了斗智斗勇，你侬我侬。想想在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里拍过的案和《小李飞刀》里赔进去的眼泪，那都是陈文贵的贡献。

读村上春树小说的时候，我曾想作家是否是一个被高估的职业。和迟子建这类作家不同，有些作家的作品看上去是偶然性的集合，击中读者的可能也是这种偶然性。

但读他的随笔，又觉得创作实在是一个体力活。狂风里抓住某一个偶然，然后缩起脑袋扛着，直到打磨出自己的东西。浑然天成里，可能是精密的计算。

即便不是如此，记录某一时刻稍纵即逝的心情，也是有意义的。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夜晚的小说家。但要成为职业小说家，就像村上春树说的，要成为那种在水中始终游向前方的鱼才可以罢。

“倘若不在水中始终游向前方，必然只有死路一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