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香港前，我那只经常失踪的卡包，终于彻底消失了。

包里有我的学生证、职员证和八达通。好像一个隐喻，我丢失了在这里学习、工作和生活过的所有证明。在北京的时候是学生，没有“漂”的感觉。到了香港，才明白什么是“客居”。

这个城市自由却拘束。

拘束，是说它不活泼，没有北京那种热乎劲儿。人们各自为政。在711如果能遇到一个温柔又耐心的收银员，几乎要感激涕零。

但它自由。在这里我打通了眼界的任督二脉，世界完整起来。我感谢香港，爱它的“异域”风情。如果说香港教会了我什么，那就是永远不要站在单一维度去看待事物。用二分法下定论总是容易的，但讨论和交流就失去了意义。

托尔斯泰说，到陌生城市，是凭几个建筑物的尖顶识别，而离开了，所记得的也不过是几个尖顶。香港当然有足够的尖顶供我记忆。但它更重要的坐标，是人。在这里，遇到老师，朋友，同学，前辈。每个人都闪闪发光。我们在自由的空气里短暂相聚，又各奔前程。

说来也奇怪，要离开香港了，倒净想起她的温柔可人来。

想起她不加糖的冻奶茶，在冷和热之间挣扎个半晌才蹦出来一个“冻”字；想起她街道上作响的叮叮车，手里紧紧攥着下车前才发现八达通没带、掏摸半天凑出的两蚊（men）三角钱；

想起她快得要死人的地铁电梯，和慢的要死人的登山电梯；

想起她一连声的绿灯和“哒，哒，哒”缓慢的红灯，还有不顾红绿横穿马路的行人；

想起太平山顶的风景，南生围的小树林，乌溪纱的落日和龙脊山上高高的茅草；

在每逢傍晚淡紫色的天空里游泳，在台风过境的货运码头上散步，在大雨倾盆的郊野里骑自行车……

在她的冬天里瑟瑟发抖，在她的夏天里也瑟瑟发抖。

走的时候和朋友们一一告别，每个人都问我，为什么离开香港。为什么呢？

我说，一年前决定留下时，就已经想好了要离开。所有的理由归结在一起，只不过是每日回到宿舍身体最直接的感受：挤。

此外，听过太多奇葩室友的故事，担心自己再多住几年，也成为那样斤斤计较的半香港人。

此地不可久居。

也许在香港所有的好里，只有我是局促的，担忧的，不够从容的。

马家辉20年后重回吉隆坡的一座印度庙，恰好遇上20年前一样的印式婚礼，因为感受跟当年相同，竟觉得自己“二十年从没离开此庙”。离开香港前，我走在人群熙攘的地铁站，也有过这样一瞬的恍惚——多年后回来，人群也将依旧熙攘吧？仿佛我从未离开。

走之前的一晚，整理东西到半夜。凌晨爬上床，听到我的衣架在衣柜里乒乓作响。它们光溜溜的，像我的感受。

这点情绪，大概就叫做

告别。